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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真实感人的焦裕禄

2015-07-05 13:48 来源: 浏览:

——任彦芳《我眼中的焦裕禄》读后感

    任彦芳是一位多产的作家、诗人。他又可称得上是一位焦裕禄研究专家。他以前著有《焦裕禄之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兰考看中国》、《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等作品。今年,在焦裕禄逝世五十周年之际,在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向焦裕禄学习之际,他的《我眼中的焦裕禄——1965-1966年采访手记》一书,最近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出版,正可谓适逢其时,一定会受到广大干部和读者的关注。

任彦芳研究焦裕禄的机縁

    任彦芳之能以焦裕禄作为自己的创作和研究对象,得益于两个机縁:一是他的继父孟昭芝与焦裕禄同在兰考县委工作(孟任县委副书记),他的母亲张学玉与焦裕禄居住相邻,他们对焦裕禄熟悉了解,任彦芳也因此有机会见过焦裕禄,并和焦交谈过。另一机縁是,任彦芳的工作单位长春电影制片厂曾准备拍摄宣传焦裕禄的影片,其后文化部将拍摄任务转交给北京电影制片厂,任彦芳参与剧本创作组,到兰考调查、搜集焦裕禄的事迹资料,采访了与焦裕禄有过接触的干部群众,掌握了有关焦裕禄的丰富资料。由于任彦芳对焦裕禄非常崇敬,对焦有亲切的感情,因而先后写出了一些有关焦裕禄的作品。这次将在兰考采访焦裕禄的资料提供给广大读者,也是对学习宣传焦裕禄活动作出贡献。

焦裕禄传记资料十分珍贵

    如果要对任彦芳《我眼中的焦裕禄》这本书的性质进行分类的话,此书应属人物传记资料。假如再按资料的性质进行细分,这本书大致包括几类内容:一是档案文件,书中录出中共兰考县委文件和焦裕禄的手稿;一是回忆录,包括任彦芳本人与焦裕禄见面交谈的回忆,任母、任的继父对焦裕禄事迹印象的叙述,也保存在任彦芳的回忆中;一是采访记录,这是他人的回忆,口述记载;还有焦裕禄在兰考475天日志,这是经过调查后编写出的研究资料。除了档案手迹外,其他回忆录和采访记录,基本上都保存在任彦芳的日记和采访笔记中,事过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也具有了见证焦裕禄事迹和精神的原始资料性质,都十分珍贵。

史贵求真,书贵求真

    以往宣传焦裕禄,从穆青等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起,发表过不少文章和作品,但像过去宣传各种典型人物、典型事迹多难免除拔高、夸张、隐瞒、超越一样,在焦裕禄宣传中也存在失真的情况。比如,描写焦裕禄逝世时,说他病床枕边放着《毛泽东选集》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二书,这是“文革”前宣传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主席的政治需要。实际上并无其事,焦裕禄的《毛选》是放在家里的。据有人统计,穆青等写的通讯稿中失真错误之处有十二处。现在有的文艺作品又按照今天的需要塑造(改造)焦裕禄,把竭力维护集体经济的焦裕禄,写成支持“借地”,让生产队以小片荒的名义,将“借地”分给社员,这背离了当时真实情况。

    任彦芳《我眼中的焦裕禄》一书,特别强调,叙述、宣传焦裕禄必须求真。这一主张,在今天人们对于宣传不大信任的情况下,特别重要。史贵求真,书贵求真。任书以档案文件和大量采访资料为依据,力求向读者展现焦裕禄所处时代的真实性、当年兰考的真实状况和焦裕禄本人的真实面貌。

真实的兰考

    焦裕禄在兰考工作了一年多。这真实的兰考是什么情况呢?任彦芳的这本书中介绍了焦裕禄来兰考县时该县的严重灾荒困难背景。兰考是黄河故道流经的地方,这里水患、风沙、盐碱带给了全县三十六万人严重灾难。由于“大跃进”的折腾,造成的灾难越发严重了。兰考县1949年前粮食年产量达到1.0902亿斤,1956年为2.0151亿斤,而1962年下降到0.6825亿斤(一说六千万斤)。三十六万人中,一般干部都处在半饥半饱状态。二十万人因灾缺粮,人民忍饥挨饿,吃糠嚥菜,浮肿死亡。任彦芳继父孟昭芝(兰考县委副书记)说:1960 年,兰考“各村都有饿死的人,人人都有浮肿,妇女没有月经。”
因饥饿,许多人乞讨,外出逃荒。书中说: 李雪健主演的《焦裕禄》电影中兰考车站一群孩子向焦裕禄乞讨的情景是真实的。“1962年麦子绝收,被风打死,秋季又是大水灾,兰考人跑了三分之一。”1962年12月4日,焦裕禄来到兰考县时,三年困难的境况尚存,至1963年春,外出谋生者达三万八千人。

    由于“大跃进”,“大炼钢铁”,砍伐森林,兰考县拦风沙原来栽的泡桐被坎,风沙、盐碱、水患“三害”肆虐,兰考农村处于贫穷困苦之中。这就是焦裕禄走马赴任的兰考情况。

真实的时代

    焦裕禄到兰考的时间也很重要。1962年底,正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

    1962年初,中国共产党为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教训,召开了从中央到县各级领导骨干共三千人的会议。刘少奇对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是“七分天灾”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可能人祸是许多地方困难的主要原因。为了克服困难,纠正几年来反“右倾”斗争中对干部的错误批判和处分,当时一定程度上允许包产到户。毛泽东对此不满,当年九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

    任彦芳的书中说:兰考县出席七千人大会的县委书记王金璧,回县后没有如实向县委传达中央七千人大会的内容,但他却传达邓子恢挨批评的事(邓同意包产到户)。显然,当时,盛行的是“宁左毋右”。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焦裕禄到任兰考,不可能不按照当时左的方针办事。任书中说:焦一到兰考,就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巩固集体经济,刹单干风。焦时时刻刻不忘依靠贫下中农。在生产救灾、除“三害”(水患、风沙、盐碱)和种麦中,都集中力量揭阶级斗争的盖子,抓两条道路的斗争。任书说:“他拼上老命,去巩固集体经济。他如果不这样努力去做,而是有所抵制,有所怀疑,那反而不是焦裕禄了。作为一个基础领导,县委书记,焦裕禄不可能超越历史。

 求实的焦裕禄

    可贵的是,在左倾肆虐的时代,作为基层县级领导人的焦裕禄,没有机械执行上级方针政策,而是尽可能结合实际,关心群众生活。
任书收录1963年12月25日焦裕禄在公社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应把粮食统销,安排社员生活作为最中心的任务,其他工作和统销相矛盾的一律向后推一下。”“给群众休养生息的机会,更好地集中力量把生活安排好,把副业生产抓好。”焦裕禄把人民生活放在第一位。焦在一次会上对在火车站劝阻外流人口一事说:“我们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外流,就要把家里生产生活安排好,让他们不再想外流。”

    关于“借地”,这是困难时期,地方政府放松强迫集体化的权宜措施,让一部分地借给农民种,收获归自己,民众称这是“救命政策”。按照批单干风的方针,要把“借地”收回。兰考县一些地方,采取了“明抽暗不抽”,“挪用借地,抽回东地借还西地,上级催得紧就收”等办法。焦裕禄对抽回借地是执行的,但不一刀切,采取灵活作法。任书评点说:“这一点,在当时需要何等的胆识!”

 党的县委向人民承认错误

    焦裕禄主持讨论并亲手修改过的一篇县委上报省委地委的报告中说:“兰考有三十六万勤劳的人民,一百一十六万亩可耕的土地,最适宜种植小麦、大豆、花生、红薯等农作物,次宜种棉,河滩洼地宜种苇、蒲,河岸堤旁及沙碱地均可造林、晒盐、熬碱,并盛产泡桐、杞柳,闻名中外。但是近几年来,每年收获却养活不了自己……”由于错误的“以蓄为主”的方针,“内涝成灾,加重了地表碱化程度,扩大了碱化面积”;“毁林闷(焖)炭”,“毁林作薪”,防风固沙的农田防护林遭到了严重破坏,致使风沙重起”。任彦芳继父回忆:讨论这个文件时,有人主张不要提工作中的错误。焦裕禄说:“你不敢承认我们瞎指挥犯了错误,你就得不到兰考人民的信任。……这是过去县委犯的错误,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县委嘛,你就要承担过去的县委的错误,这样兰考百姓才相信你,才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我们要向兰考百姓父老认错啊。”

    任书评点说:“这个报告敢于向人民说出真相”。“只有敢于正视历史,有科学的历史观,才有科学的发展观。”

焦裕禄的品格精神

    任彦芳《我眼中的焦裕禄》一书中,大量资料对于焦裕禄的精神品格有赞颂,有例证,难以尽述。读后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的刻苦自励,将全部身心奉献给了改变兰考贫穷落后的伟大事业。

    焦裕禄对待自己和家人严格要求。他身为县官,不贪不沾。连自己的孩子因别人领进剧院,未花钱看了电影看了戏,他也让孩子补交票款。自己的衣服破了即补,艰苦朴素到了极致。他生活贫苦,工作那么多年,不仅没有奉养老人,相反,“他回家看多年不见的老母亲还借了三百元。他说要用他的工资还清。”然后省吃俭用,积攒余款,“他还了一百元后,便因病住院了。整两个月后,5月14日,焦裕禄去世。他去世时还欠二百元。”这就是焦裕禄的经济账。

    而他对于人民的生活,无比的关切。访贫问苦,无衣无食者,有病者,危难者,他竭尽全力予以救济,排忧解难。

    他对解决兰考的风沙、内涝、盐碱灾害,心急如焚,一心扑在“除三害”改变兰考面貌的事业中。沙尘滾滾,他劳碌在田边地头;逢天下雨,他去考察水涝的具体情形。

    他向老农学习种田治灾的经验,他向技术员学习植桐治沙的知识。他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给习惯吃大米的南方技术员供应大米。
他自己患病,却舍不得花时间去治病,忍受疼痛。他为了人民,不停地拼搏,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他不是摆老资格图享受的官僚,他不是凭本事干活领工资的雇佣人员,更不是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贪腐者。充满他全身心的是革命精神,尽心尽力为人民的意识,渗透在他的每一个细胞中。他为人民赤胆忠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焦裕禄是真正无愧的践行者。

    焦裕禄逝世后,百姓纪念焦裕禄,栽了一片裕禄林,林边立了碑。实际上,焦裕禄为人民鞠躬尽瘁,他的精神已在全国人民心中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焦裕禄的悲剧

    焦裕禄是个英雄,是个革命英雄,仔细思索,他又是一个悲剧英雄。他主观上把全部身心献给兰考人民,为他们谋求幸福,然而,他有生之年没有让人民获得幸福。他曾说:“我就不信水涝盐碱得不到治理。”但他生前,他的梦想没有实现。

    焦裕禄的悲剧固然是他的人生悲剧。“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巾”。这是他悲剧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是社会和时代酿造了他的悲剧。焦裕禄逝世后15年,兰考县委书记刁文说:“焦裕禄一心为人民,把他累死了,可兰考并未翻身。我们没有老焦那样的精神、能力,(却) 让兰考扔了要饭棍。关键是路线、政策,是包产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合乎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可见,没有好的合民心民意的体制,再有焦裕禄拼命也不行啊!”

    任书告诉我们:焦裕禄拼着老命努力,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体制,和僵硬的集体经济体制下,无法改变农民贫困在命运。他的崇高精神,未能使他的高尚目标实现。

学习焦裕禄的思考

    任彦芳《我眼中的焦裕禄》一书的最后讲到一点,对读者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为了我们的干部队伍中能出现更多的‘焦裕禄’,只有深化改革,用一种好的制度保障焦裕禄式官员的出现,保障焦裕禄精神能发扬光大。……只有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向焦裕禄学习’才不会成为空话。”

    联系到现实社会中贪腐丛生,思考学习焦裕禄问题,我想到,对干部的管理教育,可分两个层次:一是必须严格限定为人为政的底线,只有改革制度,有了权力制衡的法制才能保障;一是学习焦裕禄的精神,做到高尚,那是须要提高思想境界,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去追求的。


                                     2014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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